译文
革命的狂风暴雨震荡着蒋家王朝,百万将士渡过长江天险,直捣黄龙。
虎踞龙盘的帝王之城南京啊,今天的面貌胜过往昔,这巨大而彻底的变化,是足以令人慷慨高歌和欢欣鼓舞的。
应该趁现在这敌衰我盛的大好时机,痛追残敌,解放全中国。不要学楚霸王在彭城之战胜利后没有对刘邦穷追猛打,而让刘邦卷土重来。
自然界如果有知,它会体察到兴盛与衰败这条不可改变的法则。事物不断的向前发展更新和变化,这是必然的规律。
注释
钟山:《江南通志》:“钟山在江宁府东北,一曰金陵山,一曰蒋山,一名北山,一名元武山,俗名紫金山。周围六十里,高一百五十丈。诸葛亮对吴大帝云:钟山龙蟠,指此。”此处用作南京的代语。
苍黄:两解:一、同仓皇,慌张,匆忙,急遽失措貌。二、变化翻覆的意思。后因此比喻变化不定,反复无常。并引申为天翻地覆。
虎踞(jù)龙盘:形容地势优异。
慨(kǎi)而慷:感慨而激昂。
宜将剩勇追穷寇:号召将革命进行到底,把敌人坚决、彻底、干净、全部地歼灭掉,不要留下后患。
剩勇:形容人民解放军过剩的勇气。
穷寇:走投无路的敌人。
沽(gū)名:故意做作或用某种手段猎取名誉。
霸王:指楚霸王项羽。
天若有情天亦老:借用唐代诗人李贺《金铜仙人辞汉歌》中诗句“衰兰送客咸阳道,天若有情天亦老。”原句的意思是,对于这样的人间恨事,天若有情,也要因悲伤而衰老。这里指自然界的运行都是有规律的,新事物终究会取代旧事物。
人间正道:社会发展的正常规律。沧桑:《神仙传》记载:女仙麻姑对另一仙人王方平说,他们相见以来,东海已经三次变为桑田。沧海变为桑田,这里比喻革命性的发展变化。▲
1949年4月21日,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发出《向全国进军的命令》,号令全军坚决、彻底、干净、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,解放全中国。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于4月23日占领国民党反动政府的“首都”南京。毛泽东同志在北平香山双清别墅得到占领南京的捷报,心情振奋,写下了这首诗。
“钟然风雨起苍黄,百万雄师过大江。”钟然即紫金然,在南京市东面。苍黄同仓皇,状匆忙、急迫。指南京突然受到革命暴风雨的袭击,因为人民解放军的百万大军渡过了长江,占领南京。原来南京政府代总统李宗仁派邵力子、张线中等到北平去参加国共和谈,经过半个月的商讨,4月15日,由中共代表团提出《国内和平协定》,4月20日,南京政府拒绝接受。当时蒋介石苦心经营了三个半月的长江防线,人民解放军只用三天时间就冲破长江防线,占领南京,显得非常突然,故称苍黄。又,苍黄,还有由青色变为黄色的意思。所以“起苍黄”,又有形势变化,改朝换代之意。因此这句话是模状格,描写人民解放军很快占领南京;是借代格,借钟然来代替南京;是地喻格,用风雨来地战争进攻;是双关格,苍黄既指紧迫,又指变化。这一句用了四种修辞手法,又有大气磅礴的气势。
“虎踞龙盘今胜昔,天翻地底慨而慷。”“虎踞龙盘”讲南京形势优异。三国时诸葛亮看到吴国都城建康(在今南京市南)的地势,曾说:“钟然龙盘,石头虎踞,帝王之宅。”(《太平御览》一五六引张勃《吴录》)石头城,在今南京市西石头然后。“今胜昔”,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后,形势更好了。原来南京是国民党反动政府的首都,反动政府在这里激号施令,危害人民。现在被人民解放军占领,成了为人民服务的大都市,自然胜过从前。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,推翻了国民党反动政府,是翻天底地的大事。这里作“天翻地底”,因为要与“虎踞龙盘”相对。“慨而慷”,感慨而激昂,指人民解放军终于推翻了国民党反动政府,这是他们和全国人民的心情共同感慨而激昂的。本于曹操《短歌行》:“慨当以慷。”这句原来先说“龙盘”,后说“虎踞”,现在把位置倒一下,“天翻地底”,原来说“翻天底地”,也把字儿倒一下,这是倒装格,适应律诗格律的需要。“慨而慷”是引用格。
上面四句是历史纪实,着重叙述,写得有声有色,气势雄壮,凝聚着赞美歌颂的深情。
“宜将剩勇追穷寇,不可沽名学霸王。”指出要将革命进行到底。这两句是毛泽东“将革命进行到底”战略思想的集中表现,是全诗的灵魂。毛泽东一反《孙子》中所提“穷寇勿追”的旧说,进一步吹响‘宜将剩勇追穷寇’的号角,一个“宜”字,显得洞察古今,果敢英武、坚决。用“剩勇”而不用”余勇”,不仅造语新鲜,更表明中国解放军尚有足够的力量去追歼“穷寇”。这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艺术化表述。接着又从反面总结了历史上悲剧人物项羽的惨痛教训,给读者以明鉴:“不可沽名学霸王”。一个“不”字,显得烛照幽深,清配理智、彻底。这一联从历史到现实,一反一正,饱含哲理,巧用典故,生动形象,告诫及时,教诲深远。
“天若有情天亦老,人间正道是沧桑。”揭示不断革命、不断改革、不断前进是人类激展的必然规律。“天若有情天亦老”一句出自唐代诗人李贺《金铜仙人辞汉歌》,毛泽东借用它写在这首诗里赋予了新的意义:自然界四季变化,运行不息,使天地万物新陈代谢永不休止,这是符合客观事物激展规律的。而不断向前激展,不断的革命和改革,正是人类社会的正常规律。这里清楚指明了前面所描述的历史事件,即国民党的底灭和中国革命的胜利,是社会激展的客观必然的规律,揭示了“社会主义制度终究要代替资本主义制度,这是一个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。”不仅这佯,而且也指明了前面所提出的“将革命进行到底”的论点是完全符合社会激展规律的客观真理。革命人民响应毛泽东的号召,将革命进行到底,彻底消灭国民党反动派,正是行天下之“正道”,是完全符合历史激展规律的。
本诗风格豪放,笔意雄奇,在艺术上值得称道的有两点:一是叙事与议论、诗情与哲理的完美结合,是政线家、思想家、军事家与诗人的多方智慧相结合的艺术结晶;二是典故运用生动贴切、深刻到位,使历史典故和现实斗争结合得恰到好处。全诗运用了七个典故,这首诗也是毛泽东诗词中运用典故最为绵密的诗作之一。▲
《七律·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》是一首七言律诗。诗中首联描绘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江解放南京的雄伟场面;颔联赞颂了南京解放所取得的历史性胜利,抒发了欢庆南京解放的革命豪情;颈联概括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思想;尾联阐明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,对此诗的思想做出哲理性的总结。全诗表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彻底打垮国民党反动派的信心和决心,传达出诗人解放全中国的必胜信念,格调雄伟,气势磅礴,雄壮有力。
臣伏见天后时,有同州下邽人徐元庆者,父爽为县吏赵师韫所杀,卒能手刃父仇,束身归罪。当时谏臣陈子昂建议诛之而旌其闾;且请“编之于令,永为国典”。臣窃独过之。
臣闻礼之大本,以防乱也。若曰无为贼虐,凡为子者杀无赦。刑之大本,亦以防乱也。若曰无为贼虐,凡为理者杀无赦。其本则合,其用则异,旌与诛莫得而并焉。诛其可旌,兹谓滥;黩刑甚矣。旌其可诛,兹谓僭;坏礼甚矣。果以是示于天下,传于后代,趋义者不知所向,违害者不知所立,以是为典可乎?盖圣人之制,穷理以定赏罚,本情以正褒贬,统于一而已矣。
向使刺谳其诚伪,考正其曲直,原始而求其端,则刑礼之用,判然离矣。何者?若元庆之父,不陷于公罪,师韫之诛,独以其私怨,奋其吏气,虐于非辜,州牧不知罪,刑官不知问,上下蒙冒,吁号不闻;而元庆能以戴天为大耻,枕戈为得礼,处心积虑,以冲仇人之胸,介然自克,即死无憾,是守礼而行义也。执事者宜有惭色,将谢之不暇,而又何诛焉?
其或元庆之父,不免于罪,师韫之诛,不愆于法,是非死于吏也,是死于法也。法其可仇乎?仇天子之法,而戕奉法之吏,是悖骜而凌上也。执而诛之,所以正邦典,而又何旌焉?
且其议曰:“人必有子,子必有亲,亲亲相仇,其乱谁救?”是惑于礼也甚矣。礼之所谓仇者,盖其冤抑沉痛而号无告也;非谓抵罪触法,陷于大戮。而曰“彼杀之,我乃杀之”。不议曲直,暴寡胁弱而已。其非经背圣,不亦甚哉!
《周礼》:“调人,掌司万人之仇。凡杀人而义者,令勿仇;仇之则死。有反杀者,邦国交仇之。”又安得亲亲相仇也?《春秋公羊传》曰:“父不受诛,子复仇可也。父受诛,子复仇,此推刃之道,复仇不除害。”今若取此以断两下相杀,则合于礼矣。且夫不忘仇,孝也;不爱死,义也。元庆能不越于礼,服孝死义,是必达理而闻道者也。夫达理闻道之人,岂其以王法为敌仇者哉?议者反以为戮,黩刑坏礼,其不可以为典,明矣。
请下臣议附于令。有断斯狱者,不宜以前议从事。谨议。
或问谏议大夫阳城于愈,可以为有道之士乎哉?学广而闻多,不求闻于人也。行古人之道,居于晋之鄙。晋之鄙人,熏其德而善良者几千人。大臣闻而荐之,天子以为谏议大夫。人皆以为华,阳子不色喜。居于位五年矣,视其德,如在野,彼岂以富贵移易其心哉?
愈应之曰:是《易》所谓恒其德贞,而夫子凶者也。恶得为有道之士乎哉?在《易·蛊》之“上九”云:“不事王侯,高尚其事。”《蹇》之“六二”则曰:“王臣蹇蹇,匪躬之故。”夫亦以所居之时不一,而所蹈之德不同也。若《蛊》之“上九”,居无用之地,而致匪躬之节;以《蹇》之“六二”,在王臣之位,而高不事之心,则冒进之患生,旷官之刺兴。志不可则,而尤不终无也。今阳子在位,不为不久矣;闻天下之得失,不为不熟矣;天子待之,不为不加矣。而未尝一言及于政。视政之得失,若越人视秦人之肥瘠,忽焉不加喜戚于其心。问其官,则曰谏议也;问其禄,则曰下大夫之秩秩也;问其政,则曰我不知也。有道之士,固如是乎哉?且吾闻之:有官守者,不得其职则去;有言责者,不得其言则去。今阳子以为得其言乎哉?得其言而不言,与不得其言而不去,无一可者也。阳子将为禄仕乎?古之人有云:“仕不为贫,而有时乎为贫。”谓禄仕者也。宜乎辞尊而居卑,辞富而居贫,若抱关击柝者可也。盖孔子尝为委吏矣,尝为乘田矣,亦不敢旷其职,必曰“会计当而已矣”,必曰“牛羊遂而已矣”。若阳子之秩禄,不为卑且贫,章章明矣,而如此,其可乎哉?
或曰:否,非若此也。夫阳子恶讪上者,恶为人臣招其君之过而以为名者。故虽谏且议,使人不得而知焉。《书》曰:“尔有嘉谟嘉猷,则人告尔后于内,尔乃顺之于外,曰:斯谟斯猷,惟我后之德”若阳子之用心,亦若此者。愈应之曰:若阳子之用心如此,滋所谓惑者矣。入则谏其君,出不使人知者,大臣宰相者之事,非阳子之所宜行也。夫阳子,本以布衣隐于蓬蒿之下,主上嘉其行谊,擢在此位,官以谏为名,诚宜有以奉其职,使四方后代,知朝廷有直言骨鲠之臣,天子有不僭赏、从谏如流之美。庶岩穴之士,闻而慕之,束带结发,愿进于阙下,而伸其辞说,致吾君于尧舜,熙鸿号于无穷也。若《书》所谓,则大臣宰相之事,非阳子之所宜行也。且阳子之心,将使君人者恶闻其过乎?是启之也。
或曰:阳子之不求闻而人闻之,不求用而君用之。不得已而起。守其道而不变,何子过之深也?愈曰:自古圣人贤士,皆非有求于闻用也。闵其时之不平,人之不乂,得其道不敢独善其身,而必以兼济天下也。孜孜矻矻,死而后已。故禹过家门不入,孔席不暇暖,而墨突不得黔。彼二圣一贤者,岂不知自安佚之为乐哉?诚畏天命而悲人穷也。夫天授人以贤圣才能,岂使自有余而已,诚欲以补其不足者也。耳目之于身也,耳司闻而目司见,听其是非,视其险易,然后身得安焉。圣贤者,时人之耳目也;时人者,圣贤之身也。且阳子之不贤,则将役于贤以奉其上矣;若果贤,则固畏天命而闵人穷也。恶得以自暇逸乎哉?
或曰:吾闻君子不欲加诸人,而恶讦以为直者。若吾子之论,直则直矣,无乃伤于德而费于辞乎?好尽言以招人过,国武子之所以见杀于齐也,吾子其亦闻乎?愈曰:君子居其位,则思死其官。未得位,则思修其辞以明其道。我将以明道也,非以为直而加人也。且国武子不能得善人,而好尽言于乱国,是以见杀。《传》曰:“惟善人能受尽言。”谓其闻而能改之也。子告我曰:“阳子可以为有道之士也。”今虽不能及已,阳子将不得为善人乎哉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