注释 译文

与王介甫书

司马光 司马光〔宋代〕

  二月二十七日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、右谏议大夫司马光惶恐再拜,介甫参政谏议阁下:光居常无事,不敢涉两府之门,以是久不得通名于将命者。春暖,伏维机政余裕,台侯万福。孔子曰:“益者三友,损者三友。”光不才,不足以辱介甫为友,然自接侍以来十有余年,屡尝同僚,亦不可谓之无一月之雅也。虽愧多闻,至于直、谅,不敢不勉;若乃便辟、善柔,则固不敢为也。孔子曰:“君子和而不同,小人同而不和。”君子之道,出、处、语、嘿,安可同也?然其志则皆欲立身行道、辅世养民,此其所以和也。

  曩者与介甫议论朝廷事,数相违戾,未知介甫之察不察,然于光向慕之心未始变移也。窃见介甫独负天下大名三十余年,才高而学富,难进而易退,远近之士,识与不识,咸谓介甫不起则已,起则太平可立致,生民成被其泽矣。天子用此,起介甫于不可起之中,引参大政,岂非欲望众人之所望于介甫邪。今介甫从政始期年,而士大夫在朝廷及自四方来者,莫不非议介甫,如出一口;下至闾阎细民、小吏走卒,亦窃窃怨叹,人人归咎于介甫,不知介甫亦尝闻其言而知其故乎?光窃意门下之士,方日誉盛德而赞功业,未始有一人敢以此闻达于左右者也。非门下之士则皆曰:“彼方得君而专政,无为触之以取祸,不若坐而待之,不过二三年,彼将自败。“若是者不唯不忠于介甫,亦不忠于朝廷。若介甫果信此志,推而行之,及二三年,则朝廷之患已深矣,安可救乎?如光则不然,忝备交游之末,不敢苟避谴怒、不为介甫一一陈之。

  今天下之人恶介甫之甚者,其诋毁无所不至。光独知其不然,介甫固大贤,其失在于用心太过,自信太厚而已。何以言之?自古圣贤所以治国者,不过使百官各称其职、委任而责其成功也;其所以养民者,不过轻租税、薄赋敛、 已逋责也。介甫以为此皆腐儒之常谈,不足为,思得古人所未尝为者而为之。于是财利不以委三司而自治之,更立制置三司条例司,聚文章之士及晓财利之人,使之讲利。孔子曰:“君子喻于义,小人喻于利。”樊须请学稼,孔子犹鄙之,以为不知礼义信,况讲商贾之末利乎?使彼诚君子邪,则固不能言利;彼诚小人邪,则固民是尽,以饫上之欲,又可从乎?是知条例一司已不当置而置之,又于其中不次用人,往往暴得美官,于是言利之人皆攘臂圜视,炫鬻争进,各斗智巧,以变更祖宗旧法,大抵所利不能补其所伤,所得不能偿其所亡,徒欲别出新意,以自为功名耳,此其为害已甚矣。又置提举常平、广惠仓使者四十余人,使行新法于四方。先散青苗钱,次欲使比户出助役钱,次又欲更搜求农田水利而行之。所遣者虽皆选择才俊,然其中亦有轻佻狂躁之人,陵轹州县,骚扰百姓者。于是士大夫不服,农商丧业,故谤议沸腾,怨嗟盈路,迹其本原,咸以此也。《书》曰:“民不静,亦惟在王宫邦君室。”伊尹为阿衡,有一夫不获其所,若己推而内之沟中。孔子曰:“君子求诸已。”介甫亦当自思所以致其然者,不可专罪天下之人也。夫侵官,乱政也。介甫更以为治术而称施之;贷息钱,鄙事也,介甫更以为王政而力行之;徭役自古皆从民出,介甫更欲敛民钱雇市佣而使之。此三者常人皆知其不可,而介甫独以为可,非介甫之智不及常人也,直欲求非常之功而忽常人之所知耳。夫皇极之道,施之于天地,人皆不可须臾离,故孔子曰:“道之不明也,我知之也,智者过之,愚者不及也。道之不行也,我知之矣,贤者过之,不肖者不及也。”介甫之智与贤皆过人,及其失也,乃与不及之患均,此光所谓用心太过者也。

  自古人臣之圣者,无过周公与孔子,周公、孔子亦未尝无过,未尝无师。介甫虽大贤,于周公、孔子则有间矣,今乃自以为我之所见,天下莫能及,人之议论与我合则善之,与我不合则恶之,如此方正之士何由进,谄谀之士何由远?方正日疏、谄谀日亲,而望万事之得其宜,令名之施四远,难矣。夫从谏纳善,不独人君为美也,于人臣亦然。昔郑人游于乡校,以议执政之善否。或谓子产毁乡校,子产曰:“其所善者吾则行之,其所恶者吾则改之,是吾师也,若之何毁之?”薳子冯为楚令,有宠于薳子者八人,皆无禄而多马。申叔豫以子南、观起之事警之,薳子惧,辞八人者,而后王安之。赵简子有臣日周舍,好直谏, 日有记,月有成,岁有效。周舍死,简子临朝而叹曰:“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,诸大夫朝,徒闻唯唯,不闻周舍之鄂鄂,吾是以忧也。”子路,人告之以有过则喜。酂文终侯相汉,有书过之史。诸葛孔明相蜀,发教与群下曰:“违覆而得中,犹弃弊蹻而获珠玉。然人心苦不能尽,惟董幼宰参署七年,事有不至,至于十反。”孔明尝自校簿书,主簿杨颙谏曰:“为治有体,上下不可交侵,请为明公以作家譬之。今有人使奴执耕稼,婢典炊爨,鸡主司晨,犬主吠盗,私业无旷,所求皆足;忽一旦尽欲以身亲其役,不复付任,形疲神困,终无一成,岂其智之不如奴婢鸡狗哉!失为家主之法也。”孔明谢之。及颙卒,孔明垂泣三日。吕定公有亲近曰徐原,有才志,定公荐拔至侍御史,原性忠壮,好直言,定公时有得失,原辄谏争,又公论之。人或以告定公,定公叹曰:“是我所以贵德渊者也。”及原卒,定公哭之尽哀,曰:“德渊,吕岱之益友,今不幸,岱复于何闻过哉。”此数君子者,所以能功成名立,皆由乐闻直谏、不讳过失故也。若其余骄亢自用,不受忠谏而亡者不可胜数。介甫多识前世之载,固不俟光言而知之矣。孔子称“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,其恕乎。”《诗》云:“伐柯伐柯,其则不远。”言以其所愿乎上交乎下,以其所愿乎下事乎上,不远求也。介甫素刚直,每议事于人主前,如与朋友争辩于私室,不少降辞气,视斧钺鼎镬如无也。及宾客僚属谒见论事,则唯希意迎合,曲从如流者,亲而礼之;或所见小异,微言新令之不便者,介甫辄艴然加怒,或诟骂以辱之,或言于上而逐之,不待其辞之毕也。明主宽容此,而介甫拒谏乃尔,无乃不足于恕乎?昔王子雍方于事上而好下佞己,介甫不幸亦近是乎?此光所谓自信太厚者也。

  光昔从介甫游,介甫于诸书无不观,而特好孟子与老子之言,今得君得位而行其道,是宜先其所美,必不先其所不美也。孟子曰:“仁义而已矣,何必日利?”又曰:“为民父母,使民盻盻然,将终岁勤动,不得以将其父母,又称贷而益之,恶在其为民父母也!”今介甫为政,首建制置条例司,大讲财利之事。又命薛向行均输法于江、淮,欲尽夺商贾之利;又分遣使者散青苗钱于天下而收其息,使人人愁痛,父子不相见,兄弟妻子离散,此岂孟子之志乎?老子曰:“天下神器,不可为也,为者败之,执者失之。”又说:“我无为而民自化,我好静而民自正,我无事而民自富,我无欲而民自朴。”又说:“治大国若烹小鲜。”今介甫为政,尽变更祖宗旧法,先者后之,上者下之,右者左之,成者毁之,弃者取之,矻矻焉穷日力,继之以夜而不得息,使上自朝廷,下及田野,内起京师,外周四海,士吏兵农、工商僧道,无一人得袭故而守常者,纷纷扰扰,莫安其居,此岂老氏之志乎!何介甫总角读书、白头秉政,乃尽弃其所学而从今世浅丈夫之谋乎?古者国有大事谋及卿士,谋及庶人。成王戒君陈日:“有废有兴,出入自尔。师虞庶言同则绎。”《诗》云:“先民有言,询于刍荛。”孔子曰:“上酌民言则下天上施,上不酌民言则下不天上施。”自古立功之事,未有专欲违众而能有济者也。使《诗》、《书》、孔子之言皆不可信则已,若犹可信,则岂得尽弃而不顾哉!今介甫独信数人之言,而弃先王之道,违天下人之心,将以致治,不亦难乎?

  近者藩镇大臣有言散青苗钱不便者,天子出其议,以示执政,而介甫遽悼悼然不乐,引疾卧家。光被旨为批答,见士民方不安如此,而介甫乃欲辞位而去,殆非明主所以拔擢委任之意,故直叙其事,以义责介甫,意欲介甫早出视事,更新令之不便于民者,以福天下。其辞虽朴拙,然无一字不得其实者。窃闻介甫不相识察,颇督过之,上书自辩,至使天子自为手诏以逊谢,又使吕学士再三谕意,然后乃出视事。出视事诚是也,然当速改前令之非者,以慰安士民,报天子之盛德。今则不然,更加忿怒,行之愈急。李正言言青苗钱不便,诘责使之分析。吕司封传语祥符知县未散青苗钱,劾奏,乞行取勘。观介甫之意,必欲力战天下之人,与之一决胜负,不复顾义理之是非,生民之忧乐,国家之安危,光窃为介甫不取也。光近蒙圣恩过听,欲使之副贰枢府。光窃惟居高位者,不可以无功,受大恩者,不可以不极,故辄敢申明去岁之论,进当今之急务,乞罢制置三司条例司,及追还诸路提举常平、广惠仓使者。主上以介甫为心,未肯俯从。光窃念主上亲重介甫,中外群臣无能及者,动静取舍,唯介甫之为信,介甫曰可罢,则天下之人咸被其泽;曰不可罢,则天下之人咸被其害。方今生民之忧乐、国家之安危,唯系介甫之一言,介甫何忍必遂已意而不恤乎?夫人谁无过,君子之过,如日月之食,过也,人皆见之;更也,人皆仰之,何损于明?介甫诚能进一言于主上,请罢条例司,追还常平使者,则国家太平之业皆复其旧,而介甫改过从善之美愈光大于前日矣,于介甫何所亏丧而固不移哉!光今所言,正逆介甫之意,明知其不合也,然光与介甫趣向虽殊,大归则同,介甫方欲得位,以行其道,泽天下之民;光方欲辞位,以行其志,救天下之民,此所谓和而不同者也。故敢一陈其志,以自达于介甫,以终益友之义,其舍之取之,则在介甫矣。

  《诗》云:“周爰咨谋。”介甫得光书,倘未赐弃掷,幸与忠信之士谋其可否,不可以示谄谀之人,必不肯以光言为然也。彼谄谀之人欲依附介甫,因缘改法,以为进身之资,一旦罢局,譬如鱼之失水,此所以挽引介甫使不得由直道行者也,介甫奈何徇此曹之所欲而不思国家之大计哉?孔子曰:“巧言令色鲜矣仁。”彼忠信之士于介甫当路之时,或龃龉可憎,及失势之后,必徐得其力;谄谀之士于介甫当路之时,诚有顺适之快,一旦失势,必有卖介甫以自售者矣。介甫将何择焉?国武子好尽言,以招人之过,卒不得其死。光常自病似之而不能改也。虽然,施于善人亦何忧之有?用是故敢妄发而不疑也。属以辞避恩命未得清,且病膝疮不可出,不获亲侍言于左右而布陈以书,悚惧尤深。介甫其受而听之,与罪而绝之,或诟詈而辱之,与言于上而逐之,无不可者,光俟命而已。不宣。光惶恐再拜。

司马光

司马光

司马光(1019年11月17日-1086年),字君实,号迂叟,陕州夏县(今山西夏县)涑水乡人,《宋史》,《辞海》等明确记载,世称涑水先生。生于河南省信阳市光山县。北宋史学家、文学家。历仕仁宗、英宗、神宗、哲宗四朝,卒赠太师、温国公,谥文正,主持编纂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编年体通史《资治通鉴》,为人温良谦恭、刚正不阿,其人格堪称儒学教化下的典范,历来受人景仰。生平著作甚多,主要有史学巨著《资治通鉴》、《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》、《稽古录》、《涑水记闻》、《潜虚》等。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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